通过辱母案看司法如何破解个人正义的困局,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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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律事通

程序正义:审判过程体现,大家有目共睹。

春节刚过,网络上关于张扣扣、汤兰兰等案件的消息持续发酵,并引发社会关注!其实,近年来国内刑事司法个案引发社会关注已是普遍现象。各大媒体及司法机关年前也都推出了各种版本的“2017年度十大刑案”。

萧瀚 (进入专栏)  

近期的热搜被“辱母杀人案”承包,各界人士从各个角度轮番剖析了这个案件,除了本身的案情,法院的一纸判决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司法如何在汹涌的舆论中杀出一条血路,保障当事人个体的正义。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如检察日报新媒体将“孙氏三兄弟涉黑改判案、于欢故意伤害案、南京火车站猥亵儿童案、湖北荆门活埋律师案、保姆莫焕晶纵火案、内蒙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等,盘点为“2017年十大刑案”。人民法院报将“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赵春华涉枪案、卢荣新无罪释放案、“e租宝”非法集资案、组织刷单入刑第一案”等,评选为“2017年十大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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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母杀人案

程序正义最终要求的就是代表公家行使公权力的官员或机构,在作出使一个人的利益直接受到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决定之前,必须给予这个人以参与决定制作过程的机会。而对于那些利益处于对立状态的当事者,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并确保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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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辱母杀人案”引发社会关注。何谓辱母杀人案?最简单的描述:“母亲被索债者当面凌辱,儿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人民日报评论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实体正义:审判结果体现,当事人自己知道。

这些刑案之所以入选榜单,不仅因其案情疑难、复杂,更因它们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法治中国的未来预期!案中所涉法律与道德、法理与人情、司法与民意等问题的交锋和拷问,更关系到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司法、公正的理解!这其实已远超个案意义,而上升到如何评价刑事司法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刑事司法如何得到社会公众认同等问题。

  邓玉娇案以一审当庭宣判“构成故意伤害,但免除处罚”的结果初步落槌,如果巴东地方政府不掀新的波澜,此案不反复,邓玉娇当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一事件刷屏之后,媒体纷纷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评论。(部分评论如表)争议的焦点在于:于欢的杀人行为与判决结果,是否相适应?即在侮辱母亲的特定情形下,于欢采取的行为该如何评价?有网民甚至写道:“如果我是于欢,也会杀人。”

英国人讲:自然正义。两个基本要求:1.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2.法官必须听取当事双方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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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5月10日晚案发以来,媒体最初的简要报道引发第一波的舆论热潮,中经巴东警方屡改案情引发平媒、网络的全面追问,邓玉娇辩护律师的神秘撤换,直到最后开庭审理、当庭宣判,此中曲折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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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讲:正当法律程序。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应该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概念),程序性正当程序。

刑事司法为何受到社会公众质疑?新时代法治中国背景下刑事司法应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刑事司法如何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邓玉娇事件都打上了当代中国以法为表征的各种问题之烙印,这起案件完全可能成为研究当代部分中国问题的重要索引之一,本文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辱母杀人案: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侠客岛

对于任何公权力的行使,要使其具有基本的正当性和道德合法性,就必须在行使的程序上具有公正性。

律者文摘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与特定社会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一过程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

  

“刺死辱母者”刷屏,多数民众感到不忿和不安 腾讯网

给予被告庭审的机会,绝不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也绝不仅仅有助于审判达成良好的社会效果……而是维护其人格尊严的最低要求,是被告人基于自己作为人——而不是任人处置的动物或物品——所享有的最起码的人权。

人类社会迄今有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人治与法治。人治,是通过对君主的崇拜和服从实现秩序。法治,是强调通过制定良法、法律得到社会的普遍服从而实现秩序。基于民主性、稳定性的原因,现代国家均采用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包括民主科学的立法、公正权威的司法及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服从等要素。

  公民权保障与旧法律理念的冲突

辱母杀人案:不能以法律名义逼公民做窝囊废 凤凰评论

现代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最为根本的区别之一,不在于公民行为的合法性能否受到司法裁判,而在于警察、检察官甚至法官代表国家实施的各种官方行为,能否受到司法审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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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死辱母者当事人已上诉,二审会算正当防卫吗? 法制网

在司法活动中,刑事司法因为处理的是犯罪问题,解决的是冲突程度最高的社会矛盾,因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最为有力的手段。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刑事司法不仅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活动。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观察,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质疑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追寻历史一直是分析当下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法问题,也必是如此。邓玉娇案中民意对公权力的全面追问,不仅仅与本案的案情事实以及人们朴素的正义感相关,更与30年来的立法、行政、司法诸公权力领域的规范及其运作本身关系密切。

罪与罚谁来判定?——我看“辱母杀人案” 中国网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人治模式,强调对君权的服从而非对法律的信仰,这导致了人们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这一传统现在仍然影响着人们,突出表现在对已生效司法裁判的反复申诉、上访现象上,许多人“信权不信法”,希望通过法外力量再次撼动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仅从立法角度看,是近30年来立法机关密集、频繁制定的结果,其规模之庞大,内容之全面,体系之复杂,在世界立法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毋庸置疑,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正如要充分意识到它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识到这套法律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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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公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也使得法律应有的权威一直无法确立,人们认同和服从刑事裁判的基础往往是朴素的正义观念,这就形成了人们不是根据法律、而是依据朴素正义观念来质疑司法裁判的现象。司法裁判,即使符合法律,但若背离公众道德诉求,社会舆论和网络就会提出种种质疑,这一现象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这套法律体系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法观念的流变过程。从1979年制定的旧刑法为标志,当代中国法最初的法观念延续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它导致了法依然被赋予所谓“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理表述,从而导致现实立法必然循着统治意识而非人民自治意识、敌我意识而非保障公民权意识制定法律,这直接导致了立法不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而以管理、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为结果。

辱母杀人案:刺杀时警察正离开 部分侮辱细节判决书没提 封面新闻

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刑事司法应如何发挥作用呢?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逐渐淡化,尤其是近20年来,自由、平等、民主、公民权、人权、法治、自治、宪政……等重要法观念渐次深入人心。然而法的滞后性、稳定性特点决定了大量立法不可能有这样的现实适应力,即使20年前开始,立法机关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法观念的演进,从而开启了迄今活跃的改法活动(例如新刑法产生于1997年,离1979年刑法只有18年,比较一下两部法律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即便如此,即便立法机关在完善法的过程中尽了极大努力,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法观念及其具象化的规范落实,依然遗留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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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冯教授提出了刑事司法应有的三方面目的:一是从法学的角度看,刑事司法的目的是通过正当程序有效惩治犯罪和充分保障人权,这是刑事司法最直接的目的;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刑事司法必须有效的解决因犯罪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办案机关不仅要处理犯罪,还要做到“案结事了”,防止新的矛盾发生,关注治理的有效性;三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刑事司法也是落实国家战略的一种活动,其目的在于维护现有政治社会秩序。

  除立法之外,行政、司法的具体公权力运作中,前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和制度安排及其导致的公权力现实行使方式,也都与现实公民权保障之要求生出许多矛盾。

辱母案:期待“正义的理据” 澎湃新闻网

刑事司法如何才能取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

  由此,两种法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全面爆发,虽然绝大部分冲突如地底下的熔岩,灼热但隐蔽,但依然会有部分熔岩冲出地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时气象。

恶行身后,总有加持 北青网

律者文摘认为刑事司法应满足六方面的要求,分别是:目的的坚定性、主体的适格性、行为的规范性、治理的公正性、说理充分性、沟通的亲和性。

  原因无法消除,冲突也就无以避免。邓玉娇事件便是在这样一个深广宏阔的中国法特殊背景下发生的。

“辱母杀人”案,司法如何面对汹涌的舆论 长安剑微信公众号

通俗的讲,目标的坚定性,强调的是应将刑事司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而非单纯的法律活动看待,要全面发挥刑事司法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 人民日报

主体的适格性,强调刑事司法虽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治理活动,其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内容是追诉和惩治犯罪,是一种专门的司法活动,必须由法定主体进行以确保其合法性;

  法体系蝉蜕历程中的几项特征

如何理解个体的正义

行为的规范性,强调刑事司法办案,必须依据证据法、实体法、程序法等依法规范进行,防止权力滥用;

  

法治深层次的含义即民主,要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就应尽可能体现个体的权益,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即现代法治在追求普遍正义的同时,不应忽视个体的权益。具体到“辱母杀人案”,刑法第二十条中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如何在案件中得到适用?

治理的公正性,重点讲了程序公正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特别强调了程序公开、诉讼及时、权利保障、裁判中立等是裁判获得公众认同的程序基础;

  两种法观念及其由此导致的规范之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借助规范体系的护法,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侵害了大量公民基本权利,无论是法的实体还是程序意义上。这一总体特征在其冲突发生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法院判决中写道:“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上述判决的逻辑在于:由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和派出所已经出警,推导出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样的推导能否禁得起推敲?

说理的充分性,就是法律文书不仅要说理,还要全面、透彻地说理。全面说理,是指文书说理的范围应当包括证据取舍、事实认定、规范选择、罪名确定和刑罚裁量等事项。透彻的说理,是指说理应充分展示案件处理结果形成的根据,能够让社会公众从裁判说理中理解处理结果的正当性。

  1.公权力的罪错递增规则

现代法治为何注重个体的正义?

沟通的亲和性,强调司法者不仅要做到文书说理,还要在办案中与诉讼各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做到尊重诉讼各方,给予诉讼各方充分的表达机会,主动回应诉讼各方关切,依法公开诉讼过程和裁判文书,主动释法说理等。

  缺乏制度性、常态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在其行为过程中必然自大颟顸,常常视公民权若无物,这在那些缺乏特定社会监督的日常公共事务中,表现尤为明显。这种权力的傲慢与偏私,在遇到阻碍其横暴施展的公民权障时,通常以各种非正义的法外行为强行碾过,如果整个公权力行为存在多个环节,只要第一个环节发生错误,那么后面的环节将自动出现制度性护短现象,于是连环侵权在连环谎言的护卫下得以顺利发生,直到最后公民权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公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罪错递增规则。

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首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压力下,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更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若法官忽视个体的正义,机械适用法律,将可能面临相应责任的追究。其次,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文书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裁判文书将会使得法官不得不注重说理,增加社会大众对于裁判文书的理解。社会公众对判决正当性的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合法;合理。“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文书已经公布,但是并没有消除公众的怀疑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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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悲的是,这种罪错递增规则在各类公共事务中一般处于隐性状态,只有在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而且是有比较高的关注度的时候,才可能清晰展现。前几年曝光,迄今尚无结果的聂树斌被枉判死刑案件,可谓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司法公权力领域的罪错递增规则。这几年数起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规则的实际运作:孙志刚“心脏病”、高莺莺 “自杀”、瓮安“俯卧撑”、李荞明“躲猫猫”、谭卓“欺实马”……此次邓玉娇事件中,警方屡次修改案情通报以及其他的系列活动,都是一种制度性罪错递增规则的表现。

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时下中国已经进入全民参与信息传播的时代。部分个案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往往形成社会的热点问题,引发全民关注。比如“张金柱案”,“孙志刚案”,“刘涌案”,“邓玉娇案”,“呼格吉勒图冤杀案”,“山东临沂女大学生被骗案”,“聂树斌案”,再到今天的“辱母杀人案”。

总之,刑事司法,不仅应是正义、理性的,更应是有良知、有温度的!唯如此,刑事司法才能为社会所认同,为公众所信赖!

  好在这些被曝光的罪错递增现象,部分案件随着舆论关注度的增强,而得到部分乃至全部修正,这在李荞明事件、谭卓事件以及此次的邓玉娇事件中都已得到部分印证,这也充分体现言论自由在当代中国的特殊价值。

当下社会进入全民传播时代之后,司法与舆论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司法如何在舆论面前保持定力;舆论如何监督司法。再到如今的“辱母杀人案”,当前的网络舆论与司法可能存在三个悖论:情绪性伦理与法律性规范的悖论;虚拟民愤与现实民意的悖论;传统理论与时代发展的悖论。

  2.司法政治化: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诡异分离

现代法治在追求普遍正义的同时,不应忽视个体的正义。法官在个案中,应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的统一,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既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不放纵犯罪分子,又切实尊重保障人权,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应当做到:“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以邓玉娇事件为例,如果法院判其正当防卫成立,那就应该无罪释放,邓玉娇清清白白地重获自由;法院现对邓定罪且免除处罚,邓以戴罪之身,重获自由。在重获自由这一结果上,两种不同的法律处理结果,在正当性意义上获得了重合,而在合法性意义上,两者却存在着本质差异:罪和非罪、免除处罚还是不应处罚。现代法治社会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统一的基本要求,在这儿产生了诡异的分离。

愿下一个“于欢”式的人物不再出现。

  这种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分离,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司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坏现象,也是一个好现象。

  所谓坏,是枉法,是破坏法律,破坏公义;所谓好,便是强权者破坏法律的同时,也确有让步,而这种让步的前提是无数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许多时候努力了也未见得一定就能达到目标——例如聂树斌案迄今的状况。

  这是中国当代司法政治化的表征之一,司法过程不独立,不中立,而是受制于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因此而破坏法律真精神。这种好坏参半、合法性与正当性分离而纠结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案件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司法公正。这是令人悲哀的,但依然要看到它进步的一面。每次考试都只有20分,有次得了25,虽然离及格还很远,但这五分依然是进步。

  3.社会舆论是把双刃剑

  自孙志刚事件到今天的邓玉娇事件,这六年来的历次重大社会事件中,社会公众舆论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案件朝向公正方向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民众的公民权意识觉醒,朴素正义感的表达,都对其中的大部分案件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由于公民教育的匮乏,全社会法意识的初步觉醒还不足以全面承载社会正义的需求,舆论在其发酵与爆发过程中,主流民意并非每一次都是对法治社会的建立产生良性影响的,尤其是无力追问正当程序,仅限于朴素正义感的实质正义追问常常可能成为一柄反刺公民权、法治精神的利剑。2003年底的刘涌案便是此中典型,刘涌案主流民意严重出偏,把追求残酷的平等当作了对正义的追求。一片喊杀声中,最高法院“尊重”民意,改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导致了对一系列法治精神的破坏:一事不再审原则、上诉(包括提审)不加刑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都在此事件中遭到破坏。

  为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公民社会的幼弱,人们的朴素正义感尚无能力与真正的法治精神全面结合,这导致了社会舆论缺乏稳定的性格,本应在追求正当程序基础上追求实质正义的舆论表达,被单纯的实质正义追求所淹没,它的冒险性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改善社会舆论,如何使其喷发正义激情的同时褒有冷静的法律精神,存其义气,去其戾气,将是未来中国的一项重要课题。

  

  结语:公民社会与中国未来

  

  虽然邓玉娇事件迄今为止并非人们满意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它像历次许多事件一样,公民社会的初步成长已经显示了它的威力。很大程度上说,公民社会必然伴随其成长过程,将一如既往地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而良性影响——哪怕其间会出现反复。

  百年以降,多灾多难的中国经历了激进改革、革命、外族入侵、大规模内战、泛政治化社会运动……等各种各样的动荡,而结构性、深层次的制度与社会变革一直未能有效持续,究其各种复杂原因,当与公民社会未能良性生长有极大关系。

  然而,21世纪这最初的10年,大量社会事件、司法事件中,人们却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端赖一系列人权观念、宪政观念、法意识逐步进入大众生活,与此相协,公民社会已在暮鼓晨钟、朝霞夕照中向人们预示着壮丽的愿景。假以时日,公民社会或许将以更加健康、富有生命力的姿态,全面重构一个善治、高效、幸福的明日中国。

  再过十天,邓玉娇事件或许最终落槌。从“构成故意伤害,但免除处罚”走向“正当防卫,无罪释放”可能是一段漫长的路程。而从真正的法治精神、宪政精神视角看,更为重要的反倒不在邓玉娇是否获得“正当防卫,无罪释放”的结果,而在千千万万的邓玉娇们是否能在案发之后,无需恐惧地被保护于法律的正当程序之下,享受基本的沉默权、律师当事人会面保密权、侦讯时的律师在场权、公开开庭审判、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上诉不加刑、一事不再审…直至最终被公正地宣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抑或哪怕“故意伤害,有期徒刑十年”……

  在公民社会同步成长的过程中,但愿中国法的宪政与法治蝉蜕,并非仅仅是邓玉娇们的一个幻梦。

  

  2009年6月17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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