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议论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区别,宪法运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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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回顾一下欧洲大陆的另一个代表国家“德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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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杨-维尔纳•米勒   徐贲 (进入专栏)  

同法国一样,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也是各类“形而上”政治哲学思想的又一片试验田,甚至比法国走地更远更极端,时间也更长。与英国进行比较,德国的近代史更清晰地体现出了传统国家政治转型中必需得到解决的政治哲学核心问题之一: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余盛峰  

前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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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理念选择:到底是个人高于国家还是国家高于个人(先有国家还是先有个人)。在德国,这个问题又融入了日尔曼民族主义等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以至于它纠缠了德国100多年、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彻底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德国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还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价值观,建立起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传统的“以国为本”)的制度,才真正地达到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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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徐贲: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政治意义上的“德国”这个词实际上是个较为晚近的概念。原本只有“德意志”民族这个词,用来表示东法兰克帝国境内居住的各个部族(后来又形成了多个邦国、公国),一直到后来19世纪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国才被称为“德国”。而在此之前,德国较为正式的前身应当算是由N多个邦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希特勒所说的“第一帝国”),领头者是德意志民族中最强大的奥地利。但实际上它既不神圣,也不包含罗马,更谈不上是个帝国,而只是个较为松散的以奥地利为首的联盟。后来随着拿破仑崛起,神圣罗马帝国被成员们给解散了,当时的帝国皇帝也退回奥地利国王的位置

  

“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这是我于2008年7月对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杨-维尔纳•米勒就中国翻译出版他的两本书:《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上海,新星出版社,2006年)和《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上海,新星出版社,2008年),以及我本人在新书《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中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的一次书面访谈。 ——徐贲)

18世纪初期,德意志各诸侯中的普鲁士开始崛起了,虽然在与拿破仑打仗时曾吃过大败仗,但最终还是作为欧洲反法联盟的主力而取得了最终胜利,于是正式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当时德意志各诸侯之中,当属奥地利和普鲁士最为强大,而两者相比之下奥地利更强,但两者都想统一整个德意志民族(而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联盟),于是互相之间竞争激烈。两者的统一计划略有不同,奥地利目标是整合所有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普鲁士的统一方案中则不包括奥地利在内(因为这样普鲁士就可以在剩下的成员中成为大哥了)。在实践中,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的方案占据了上风,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汉堡外都加入其中,而普鲁士自然是老大。这为普鲁士日后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1861年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即位,一年后著名的铁血宰相卑斯麦也上台执政。这时候的普鲁士已经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欧洲大陆与多个国家(包括德意志本民族的邦国)打了几张,最终在1871年用铁和血统一了德国(但不含奥地利),史称“第二帝国”

   摘要:  当代世界宪法危机需要放置在18世纪以降的三波宪法运动背景下予以审视。本文依次呈现了三组宪法对话,揭示出宪法思想史上两种最为基本的宪法论辩范式。美国宪法霸权的衰落过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宪法模式主导的后果,加之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的解构,罗斯福新政原则已经无法作为权利诉求的衡量标准从而对宪法政治进行整合。政治议题与经济议题在宪法层面的断裂,不仅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宪法危机,也同时在全球层面带来困境。经济议题的优先性、普通法式的私法治理,最后有可能酝酿出严重的宪法危机。冷战后建立的以司法治理为中心的全能宪法模式遭遇愈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超国家社会系统的运作已经超逸出民族国家宪法管控力量的范围。三波宪法运动与三波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内在联系说明,在当下亟需宪法作为政治和法律系统结构耦合机制的重新设计,亟需重申宪法和公法维度的重要性,来回应全球法律发展面临的深刻危机。中国与世界宪法秩序存在的内在张力,更是有待化解的法权扭结。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德国的封建专制传统悠久,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阶层。容克在普鲁士尚未崛起时就一直控制着德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主要是易北河以东一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19世纪初又渐渐开始转型,成为了容克资产阶级。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普鲁士王朝政治权力的控制,当时普鲁士内大小政治及军事官阶都是容克贵族们持有,其政治保守性和封闭性远超过现代化已久的英国和经历了大革命、摆脱了封建王朝的法国。从这一点来说,德国在近代走过的路与其邻国法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分野,德国并没有走入法国那种平民直接参与政治的“群众普力夺”之中,相反,德国的原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兴起后依然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而且能够迎合经济大趋势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及时改变自身的统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容克阶层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虚弱且完全寄生性质的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们有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  民族国家宪法 立宪运动 法律全球化 司法中心主义 新自由主义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徐: 你的书里谈到,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时期,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对群众民主感到不安和焦虑,使得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议会政治充满了反感和不信任。能否请你谈一谈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特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魏玛民主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德意志各邦国的政治系统还是慢慢往前走着。1848年是个里程碑的年份,德意志民族内的首席大国奥地利发生了政变,首相梅特涅逃亡英国,当时的奥地利皇帝费迪南被迫颁布了新宪法。不久后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也被迫效仿。而其他小一些的邦国,诸如萨克森、巴登等,在政治革命道路上走的更远一些。当年5月的法兰克福议会可谓是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雏形,基本确立了后来“德国”的范围,即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联邦制国家,而1849年3月甚至还通过联邦宪法“伯多禄教堂宪法”。但总体来说,这仍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革命,联邦临时政府有名无实,各邦国只在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并不怎么认同,甚至几个月后已经有邦国开始镇压法兰克福议会代笔,因此1848年的五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些形式上的成果,但这次政治革命(或改革)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米: 不只是在德国,甚至不只是在欧洲,“魏玛”一词至今仍然催动着我们的政治想象。“魏玛”代表着民主宰20世纪找遭受的一场最令人惊讶的失败,民主的这场失败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要说清楚魏玛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玛的失败并不是由某种制度原因所注定的,如强势总统或一般性的政治制度架构。魏玛的宪法是高度民主的,也很进步,但是正如Franz Neumann(魏玛时期的著名律士)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也许更象是一个条约或停战协定。当时德国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宪法起到的是在它们之间调停的作用。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按:施米特政治哲学提出的政治同质性和政治的根本在于分清朋友和敌人,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便对我们今天思考民主宪政仍有意义)。

最终,还是由普鲁士靠着“铁和血”(而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之类的东西)统一了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政治形态上来看,在表面上是君主立宪制,但更精确地说,它属于“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英国在光荣革命后那样的“议会君主立宪制”。这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有议会也有宪法,但实际政治大权还是掌握在君主手里(德皇威廉一世),只不过君主在行使权力时受到宪法制约而已;相比之下,英国的君主完全是个虚君,只扮演个国家形象代言人的角色,而政治权力则排他地由英国议会掌握。在很多具体方面都可以体现出德皇的权力,比如首相(俾斯麦)由德皇任命并仅对德皇负责,因此议会实际上根本控制不了帝国政府。而这些事项甚至都被写入了第二帝国的宪法内

   当代全球政治正重新进入动荡活跃期。既有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回归;也有极端主义的崛起,同时还有伴随跨国移民所带来的福利国家危机;在不同国家内部,伴随身份政治、文化政治、人权政治的兴起,各种新型政治表达对传统的宪法政治框架形成冲击;不仅是后发国家,传统霸权国家也显现出其宪法秩序的松动。这一系列现象似乎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指向了当代宪法秩序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而要理解当下世界性的宪法危机,则有必要将历史视野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以及冷战体系的瓦解。而在那一波世界历史运动的巨响中,曾有过一段极易被人忽视的宪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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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玛民主的软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有许多非常违背自由(deeply illiberal)的因素、战败后的德国深深感到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经济恶化在1920年代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二战后人们还从体制建设和宪法条文来总结魏玛时期的政治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民主要捍卫自己,就必须限制极端主义的党派或彻底禁止这些党派。纳粹和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的民主体制才获得政权的。德国人至今将此视为重要的政治教训。这几年由于恐怖主义利用民主制度攻击民主社会,民主的自我捍卫,又称“战斗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出现战斗型民主概念也与冷战有关,当然,冷战时针对的是公开的党派,不是恐怖组织那样的秘密团体。

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有意无意地给后来的东亚国家政治转型提供了经验和范式:德国流行着在英法两国内从未成为主流的“国家主义”和“威权政治”,这正好是传统东亚国家政权特色在西方国家中的对应版本。而近代德国的政治改革也一直是内在精神上奉行国家主义,具体行动上实践着威权政治,这或多或少地被东亚国家所参照和借鉴着。这种模式如果任由其独立发展,只要硬件条件允许就会本能性地滑向军国主义道路,因为缺乏权力制约的全能政府国家天然地具有对内对外的征服欲,而只有融入英美的个人主义思想后才能中和平衡,这便是德日两国走过的道路,当然这是后话

  

广岛遭受原子弹攻击后的情形

  

因此,19世纪德国的政治改革比英国当年更为保守且缓慢,无法摆脱国家至上和全能政府这两个束缚政治现代化的枷锁。从好的一面来说,这个顽固特性避免了德国在政治转型期陷入法国式的混乱,但从负面角度来看,德国也因此距离真正的现代化政治相差甚远:既难以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也缺乏政权参与的开放性。相反,在第二帝国初期,对于国内出现各类进步党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政府一直采取的是威权政治下高压维稳的姿态,典型的例子是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多次被刺杀令德国政府暴怒不已(尚未被确证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为),俾斯麦为此甚至强制解散了一次帝国议会,以迫使新议会通过他提议的《反社会主义法》

   一、阿克曼—波斯纳之争:政治与经济议题在宪法层面的断裂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徐: 1930年代初,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协助下,魏玛共和转变为一个威权的总统制政权,纳粹在1933年崛起,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之间有哪些分歧呢?对时局的发展和变化,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反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当然国家主义也并非只展现了消极的一面,全能政府下的德国是世界上首个给劳工们提供各类社会保险福利的国家,从1883年起几年里分别通过了《疾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等。这种福利社会制度的先驱后来倒成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有人称之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间接效果上,它也是解决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抵消极左红色共产主义影响的一帖良药。可以想象,最早俾斯麦政府通过这些立法的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与社会民主党派进行竞争在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表示即使是专制或威权政府也能提供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福利产品,以此平息国内矛盾。这些福利政策后来却成为典型的左派价值追求。俾斯麦这个当时代表欧洲旧势力的铁血宰相,其实乃是现代欧洲左派政治模式的真正奠基人,后世的左派们跟他相比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内核上都是坚信大政府模式的

   1992年,苏东剧变之后不久,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erman)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由革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1]在此书面世之后不久,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很快就在《东欧宪法评论》(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针对该书发表了一篇评论。[2]两人对东欧改革议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 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米: 魏玛是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实验室,包括一些非常奇怪的意识形态联盟,一些看起来是对立冲突思想的新组合(如“普鲁士社会主义”),社会在左、右两个极端间稀奇古怪地摇摆。1930年代初的威权政治吸引了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和知识分子,当时人们急切地想解决德国的民族自尊和经济问题,几乎没有人认为自由民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把兴趣投入到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中去。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反对建立保守的威权政体,但并不反对威权本身。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强势国家的新模式,也有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想保存民主共和的政体,但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当时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应当忘记,那就是学生群体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共和,倾向右翼。20世纪在整个欧洲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到了1960年代,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又转而一边倒向左翼。

第二帝国的转折点在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继位。与俾斯麦着眼于欧洲大陆合纵连横战略所不同的是,威廉二世喜欢对外扩张,在全世界各地占取殖民地。两者执政理念间的矛盾导致俾斯麦在1890年不得不退下首相位置。在当时世界局势是,英国作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占据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而法国、荷兰、西班牙等也都比德国“走出去”的早,也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德国之前一直忙于内部统一,等到19世纪末期再出去抢地盘时,发现其实没什么地方可占了。因此欧洲当时的局势很有点微妙,列强林立并且互相牵制。原本俾斯麦在当首相时还能凭借老练的政治手腕在各种利益冲突之间搞平衡,但威廉二世上台后就开始逐渐与俄国、英国结怨,再加上欧洲大陆上的一贯老冤家法国,德国一下子树立了多个敌人。而德国过少的海外殖民地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的激化

   阿克曼批评了东欧剧变之后所发起的市场自由化方案(休克疗法),在他看来,哈耶克、弗里德曼式的经济私有化转型,实际是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这不能给东欧人民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它一方面导致财富高度聚集,另一方面造就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无产阶层,这对平等政治的参与理念是一个莫大嘲讽。[3]阿克曼认为,单纯的经济方案不足以推动政治平等,仅仅以捍卫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为目的的政府难以持久。在他看来,只有激活美国式的宪法革命,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成文宪法,建立德国式的宪法法院,才能形成“不受宰制的平等架构”(Undominated Equality),从而给东欧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这在阿克曼对魏玛宪法危机的评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晰,在他看来,魏玛德国的失败正在于它过度关注民法和刑法的技术性问题,而未能将1848年自由主义的革命成果加以宪法化,并在1919年构建一部持久稳固的宪法。[4]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尽管在此之前一些年份里德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是矛盾频发了)。整个战事一波三折,主要可分为东西两条战线。在开始几年间各方一直都互有大量死伤未分胜负,但各国国内经济却在这段期间内几乎都被拖垮(英国底子厚所相对稍好一些)。原本俄国由于1917年国内十月革命爆发退出战争,导致同盟国看似在僵持的局势中占了先机,但1918年起美国看准了欧洲诸国早已被战争拖地疲惫不堪,于是借墨西哥为理由而作为德国的对手加入了战争来补刀;而猪一般的队友意大利则早在1915年就投降到了协约国一方;而远在东方的日本也前来打了个酱油,宣布对德开战,其实是为了强占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打到最后德国自己后院也起了火,1918年时陆军元帅兴登堡建议德国议会“求和”,军队士气一片低落,甚至开始拒绝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紧接着就是国内四处开始起义造反,柏林甚至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在外忧内困的局势下,威廉二世这个怂人突然宣布退位,然后就逃到荷兰去了。没了皇帝、国内一片大乱的德国于是当然就只能投降了。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至此,德国从帝国跨入了共和国时期

   然而,波斯纳在其书评中则指出,东欧社会的平等自由和成文宪法没有直接关系,东欧人民更需要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急于颁布一部成文宪法。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同样能够成功,而法国与南美国家的成文宪法运动则可能失败。对于东欧人民的自由更紧迫的,是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市场体系,最重要的是保障私有产权、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职业化的司法体系、强有力的警察治安力量等等。而所有这些,波斯纳认为都不是通过美国式宪法所能够实现,除了权利法案,美国成文宪法不过是由一些有关联邦制、政治结构及刑事程序权利的条款构成。[5]显然,在波斯纳看来,在东欧转型中,经济议题应该优先于政治议题,法治议题应该优先于民主议题。单纯移植美国宪法,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也无法实现阿克曼所设想的平等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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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二战以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还有哪些德国思想家也提出这个问题?

就像后世很多处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魏玛共和国再次验证了“专制经常突然垮台,而民主从不会一夜来临”这一道理。考虑到德国本来的威权政治型态(这与法国大革命前期当时路易十六虚弱的统治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本来更可能走的路线是类似于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制,逐渐缓步地把权力移交给议会,毕竟当时德国早就有了议会。但一战的失败以及威廉二世的出逃突然打断了这个进程,使得议会君主制这条路被堵死,德国有点戏剧性地突然变成了一个议会制国家

   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的历史背景下,这两位重量级法学家提出的宪法方案,在此后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转型方案。那么,时隔二十多年再回头来看阿克曼与波斯纳之争,两位学者到底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击南京中华门

  米: 雅斯贝尔斯并不是唯一尝试从哲学角度讨论德国罪过问题的,但确实没有人象他那么细致地区别不同的责任和罪过。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这首先表现在对民族国家的道德沦丧进行批判思考。他同时还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不存在德国“集体道德罪过”的问题。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我认为雅斯贝尔斯是对的。

显然,这个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的过程并非是有机的转变,而是受客观条件所迫的。魏玛共和国在本质上脱胎于旧政权的突然奔溃,属于一个赶鸭子上架的实验性替代品(在当时紧急状态下也的确没有其他备选方案)。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连国号都还没放弃“帝国”字眼的共和国的根基并不牢固(共和国乃是后世历史学家对其的学术称呼,“魏玛”一词其实来源于当时的《魏玛宪法》),也没有在根子上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

  

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稳定过。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样,魏玛共和国是个多党制国家,魏玛宪法上就确立了人民有着组建政党的自由。于是魏玛政府内部党派林立,互相之间有着较大的理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 – 当然,这在民主化初期的任何国家都很常见。而德国原有的保守派们(主要是军队和容克贵族阶层)并没有真正接受过这个共和国,毕竟德国脱离帝制时间尚短。在这种政治混乱状态下,没有哪一派势力真正对魏玛共和国满意过。简单而言,当时整个德国国内对德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尚未形成有机的共识,而是各派人马都有各自的观点,分歧相当巨大,这是魏玛共和国在当时背景下的先天缺陷

   二、施米特—哈耶克之争:公法与私法理论在宪法层面的对峙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中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徐: 对于任何有过极权政治经历的国家,雅斯贝尔斯提供的公共语言和分析概念都仍然有用。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对此也有所论述呢?

而共和国内的各政党自身也不成熟,故缺乏能够妥善解决这些实质性分歧的政治能力。魏玛议会内的已有政党不是极左就是偏左,但完全缺乏现代化的政治运作经验,因为第二帝国期间,在强势的旧体制政府主导下,这些政党从未真正执过政,而只是停留在坚持德皇领导的统一战线层面,顶多也就喊喊“清除腐败”、“还权于民”之类的口号。这是德国政党与英国政党有着致命区别的一点:英国长期以来有着限制君主权力的历史基础,到“光荣革命”时为止,独立的政党活动在资本主义兴起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政党有着丰富的政治运作经验,在君主退位成虚君后,托利辉格两大党组成的议会就马上把政治权力接管过来并有效地运用。再加上英国当时主流政治经济思想分歧并不严重,两大党派又善于妥协而不是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的一贯特色),因此英国的政治权力过度是相当平稳的

   波斯纳—阿克曼之争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宪法思想史上一种基本的论辩模式。拉长历史的视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争论就呈现出与阿克曼—波斯纳之争的相似性。[6]施米特和哈耶克在20世纪初叶的争论,实际与阿克曼和波斯纳在20世纪90年代的对话,具有多个层面的相似性。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都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元凶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米: 政治理论家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在思想上与雅斯贝尔斯非常接近,他继续雅斯贝尔斯的反思,并且将这一反思与“宪法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宪法爱国主义持民主的反民族主义立场。我认为,哈贝玛斯关于公共领域中人的自由交际和辩论的思想,也是深受了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哈贝玛斯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权力的危害性一直很警觉。我认为,在德国有一个思考纳粹极权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于是,在社会各派未形成共识、而政党和议会又不善于解决缩小分歧的情况下,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开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就成了个致命的缺陷。这正好可以与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的形成一个对比。英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一贯是谨慎保守缓步的,在初期只把选举权力限制占总人口数很少的有产阶级男性,以确保参政从政阶层的稳定性和价值观的一致性。而大部分公民,他们可能还不理解政治是什么和应该起什么作用;但没关系,这些人都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只享有社会活动的权利。这种有限政治参与的制度,如果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肯定过于保守甚至违背了平等原则。但这种21世纪的时代视角只是后世装B知识分子们的hindsight,全然无助于解决光荣革命那个时代背景下的问题,还未学会游泳的人绝不能一开始就扔进海里。在有限政治参与的框架下,可以限定第一阶段需要解决的政治分歧,有利于政治制度的平稳发展,等既有政治体制成熟了再慢慢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范围,继而解决新进阶层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分歧点

   首先,他们都是在宪法危机的重大时刻,对宪法政治的方案作出了不同方向的抉择。施米特—哈耶克、阿克曼—波斯纳,在这两组时隔将近一个世纪的争论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施米特和阿克曼之间,他们都强调了政治维度和公法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宪法危机要通过政治立宪的方式解决;而哈耶克与波斯纳,则强调经济维度和私法理论的重要性,面对宪法危机,他们都倾向通过一种普通法的渐进式的经济主义宪法方式解决。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英国正是靠着这种谨慎保守的做法,平稳度过了那段共和国的新生期 – 对英国人来说,所谓全民参与的民主化政治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社会经济层面的自由度才是核心。而相比之下,魏玛共和国和法国一样体现了欧洲大陆哲学的“先验”特色,魏玛共和国虽然比英国晚了一百多年,却在政治制度上超前了不少:政党进入议会只靠选票数量而选民基本无资格限制、议会甚至允许有反对宪法的政党存在(党派林立的原因之一)。很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德国人在社会经济层面尚未达到英国社会的那种自由度,却在政治这个上层建筑方面走在了之先,这种倒逆的顺序好比是大雁没射落下来之前先开始争吵是该蒸着还是烤着吃

   针对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的市民—民法(civil)秩序危机,以及“全能国家”(total state)的发展趋势,施米特与哈耶克都站在宪法政治的高度进行了诊断。尽管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施米特和哈耶克对魏玛宪法危机的分析却极为相似。

认识纳粹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徐: 你也许了解,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关于普世道德的讨论,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雅斯贝尔斯积极主张普世道德、普世价值和“世界公民”,这与他在纳粹极权时代的经历有些什么关系呢?

于是魏玛共和国走了和法国历史上若干共和国一样的弯路 – 政治完全变成了海量党派之间争夺选票的游戏,选出来的政府根本没精力考虑政府本身是需要做什么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几个共和国也是如此,这也是后世大量发展中国家所落入的“民主化陷阱”:只顾着内部争吵而缺乏凝聚力和执行力的议会和政府

   施米特把魏玛危机解读为“议会制立法型国家的崩溃”,[7]在他看来,危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重大的历史变迁因素及其宪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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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雅斯贝尔斯和许多其他德国知识分子经历过二战,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他们来说,人权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有所冲突。今天,人们对犹太人大屠杀邪恶的感受比雅斯贝尔斯那一代人更强烈。二战以后,人们曾对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权普遍寄予厚望,提出了各种关于世界政府或全球邦联律法(人权)的构想。冷战破灭了这些希望,但是,人权仍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可以从这两点来看:第一,西欧国家都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这些权利法案都受到宪法法院的有效保护。一次和二次大战间的那种不设限的议会政治在许多方面都被抛弃了。(按:也就是说,议会不得通过限制或废除公民权利的律法。坚持人权原则的宪法法院不允许“人民代表”通过议会的立法程序来限制人民的公民权利。)

在选民资格基本没有门槛的这一看似符合“平等”理念的选举制度下,政治上不成熟的选民们往往摇摆于各党派之间(更不用提常有的贿赂选民事件),而没有一个稳固的价值中枢来指导他们自己如何投票选出真正想要的议会代表(政府内代表完全基于议会内代表数量决定),其结果就是当时共和国内政治力量组合如魔方般变化无常,总共14年的共和国历史中政府更迭了18届,每届的平均寿命还不到1年,上台当政不久后就人亡政息,要想靠这种政府来有效执行公权力简直是沙上聚塔。一定程度上,甚至连《魏玛宪法》本身似乎也不信任被选举出来的议会和政府,把过多事项都赋予公投来表决。这种直接诉诸选民的政治模式,违背了现代政治中的代议制精神,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不甚稳固的议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魏玛政府的政权虚弱性的原因之一。于是德国人民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认为魏玛宪法下的议会和政府无法带领德国人走出困境,转而开始把政治诉求寄托于诸如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类的其他思想

   首先,德国的国家类型正从以“规范性”为导向,严格区分法律/执法、立法者/执法者的立法型国家,向一种以“合目的性”法令为导向的行政官僚统治型国家转型。正如施米特敏锐指出的,根本的宪法矛盾,存在于名义上的规范主义合法性体系与实际上的管理型国家正当性之间的张力。20世纪德国的“经济型国家”转向导致了18~19世纪议会制立法型宪法政体的危机,“向全能国家的转变”,已经改变了18世纪制宪权理论所内涵的“自由”含义。[8]

1938年检阅陆军的日本裕仁天皇

   第二,欧洲国家自愿接受赞同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和协定(如欧洲议会)的约束。这样的国家机构和协定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还有一些实施贯彻的权力。人权在1970年代由于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法国)的推动而得到发展。人权推动者包括那些对阶级斗争论和其它左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

这样,在魏玛共和国的后期,趋近于极端主张的反民主政治势力反而倒是越来越在民众中产生了影响力,因为至少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明确而且行动力很强。其中代表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众“共产党”和后来建立起第三帝国的纳粹党,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国内有一种被误导的左右分类:把共产主义视为极左,而把纳粹视为极右)实质上在一个基本文问题却达成了矛盾的辩证统一,即“国家主义”,国家对社会的极权统治。后世的世界历史则展现了分别以它们作为建国之本的国家们将会变成怎样的情形

   其次,18世纪古典制宪权理论预设了一种共和主义民主的美德概念,它虚拟了同质的人民可以作为普遍制宪权的担纲者,进而可以在议会代议、正确的法、睿智立法者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之间建立起连续等式。[9]而“管理型国家”对实证法的生产,就不再诉诸抽象的人民公意与普遍代议之间的联系,而是直接“依据自身”建立秩序,从而瓦解了代议制立法所内涵的“规范主义”导向。其结果是,议会制立法型国家的规范主义合法性,就转变为每次由多数决议的空洞功能主义,并与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相结合,进而促成合法性与技术性功能主义的联盟。[10]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尽管后世的人们强力谴责纳粹党的统治,但一个吊诡的事实在于:希特勒的上台从表面来看是民主的,也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根据魏玛宪法,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是个合法组建的政党,也有参选议会议席的资格。当时德国混乱的政党派系斗争是个贡献性因素:各大主要政党都没有在基本政治立场上达成底线性的共识,也各自都没有足够权威和实力引领德国(甚至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也无此能力),它们所做的只是纯粹在议会层面上倾轧混战。实际上,纳粹掌权之前,所有政党都把矛头指向的是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共和德意志国民党(代表保守君主主义势力),这两者甚至连魏玛宪法和议会也一起反对,只是如上文所述由于魏玛宪法可笑的宽容性却一直是共和国内的两个合法政党。纳粹党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在各政党间的实力并不算十分突出,而且当时人们也无法预见到它后来给德国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因此客观上纳粹党不可能成为其他政党同仇敌忾的对象,这给纳粹党日后的政治活动带来了灵活自由的空间

   第三,18世纪制宪权理论预设了议会多数与同质的人民意志的相互一致性,由此保证议会立法能够与“公意”保持一致,而避免沦为“众意”的密室妥协,从而可以在规范和命令、理性与意志之间维持严格区分。但是,这样一种预设,实际要求建立一种严格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它要避免国家代议者与社会大众建立直接联系,相反,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一定的隔离机制,由此才能确保议会立法成其为“法”的品质(普遍性、确定性、稳定性等)。但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命令者与服从者的民主同一性”[11]这一18世纪制宪权理论的预设,到20世纪初叶伴随政党政治的发展,已经不再现实,为国家普遍代议的议员形象,已被在选举市场上赢取选票的政客形象所取代。由此,议会立法也就沦为政客之间算数意义上的多数加总,因而可能形成“多数人暴政”的局面。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 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徐: 民族国家主义及其专制政权与普世道德之间的关系又有哪些具体冲突呢?

就纳粹党本身而言,希特勒的天生演说才能是其起家的一个优势,纳粹党严重依靠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及实惠性的承诺吸引了当时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大量德国人(尤其是底层的工人、农民、失业者等),从侧面反映出了德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尚未具备英国式的个人自由意识,国家至上的口号仍具有相当的市场。连德国多个大企业也被这些口号忽悠进去了,认为纳粹党才是带领德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于是大力支持纳粹党的事业,使得纳粹党有了保障性的资金来源。纳粹党从1928年起家,当时仍是一个只有12席席位的小反对党,到1932年就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中第一大党,这其中一个可笑且可悲的事实在于纳粹党实际上一直和德共和德意志国民党一样,其宗旨在很多方面也是反对魏玛宪法的,这样一个政党竟然被民主选举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中的第一势力

   第四,由上述政治转型带来的代议制危机,进一步突出了施米特所强调的议会政体“达到多数的机会均等”[12]原则的重要性,也即不同政党都有平等机会获取政权,“少数派”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多数派”。否则,执政党就有可能垄断合法性生产并排斥其他异议党派。“执政党自行决定自己允许国内政治的对手有什么行动的可能性,借此自行决定何时开始宣告竞争者为非法”,[13]由此导致的后果,则是当权多数派不再仅仅只是政党,而直接成为国家本身,即所谓政党国家化或国家政党化的危险。这也是施米特指出的魏玛宪法危机的核心特征:即党派政治对议会政体的绑架。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米: 很明显,纳粹公开反对启蒙思想关于所有人类在人性和尊严上平等的主张。纳粹主张的是种族等级论。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纳粹没有它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历史学家以前常说,纳粹是道德虚无主义,一切都只是为了权力,等等。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如孔芝(Claudia Koonz研究纳粹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证明纳粹有自己的道德主张,如团结、牺牲,尽管这些道德价值只适用于同一种族群体的成员之间。纳粹其实是要用他们自己那一套价值和目标来取代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目标,取消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

1933年年初,纳粹党在议会的席位似乎已经上升到了顶点,无法再进一步获得绝对多数议席而绝对控制议会。此时希特勒通过与几派主要势力的博弈谈判,最终达成联合执政协议,当上了共和国总理,而当时其他党派的首领担任联合内阁的其他职务,以此期望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执政局面。但后来的政坛走向有点超脱这些人的控制,希特勒一当上总理,就开始使用政府镇压异己,通过各类立法而采用“合法”手段打击其他政党的活动,甚至抓捕议会代表。希特勒的目的是削弱议会对政府的制约,使得被纳粹党控制的政府能够彻底不受拘束的行使权力

   最后,由于不同党派(fraction)都争相从自己的政治生存出发来对宪法解释产生影响,不再捍卫普遍制宪权的统一性,而仅仅“享用不负责任地影响国家意志的所有好处和政治事务的风险”。[14]由此,选举也就蜕变为一种全民直接民主的过程,而“不再是挑选和提拔精英并建立一个独立的代表制意义上的选择”,[15]议会也就沦为了“管理型国家”与全民直接民主的一个中介环节,不再具有18世纪的普遍制宪权意义。进而,它就无法对社会承担起政治整合和政治导向的功能。其结果,宪法就沦为了“党派政治立法企业的产品”[16]: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荷]恩·布鲁玛着,倪韬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

  更重要的是,纳粹以自己的方式把他们那一套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拿另一套价值与全人类成员平等地分享,而是说,他们和19世纪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纳粹追求的是一种更具世界性的目标,要超越传统的德国民族概念,尽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们的政治和道德制度拓展疆域。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它把帝国本身变作一个巨大的种族化民族国家,用它来消灭其它民族、奴役其它民族。这与19世纪英、法帝国主义是不同的。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二战时第一个提出纳粹帝国的这一特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如马佐尔(Mark Mazower,英国历史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科耶夫是正确的。

魏玛共和国从共和国滑向第三帝国,其转折点就是此时(之前纳粹党进入议会扔不算转折点,因为当时并不意味着纳粹党彻底掌权)。这个转折的完成以3月23日议会通过对政府的“授权法案”为标志。按魏玛共和国宪法,必须得到议会2/3同意才能通过。纳粹党当时与国家人民党联合,但仍远低于议会中的2/3席位,故而需要其他政党支持该议案。当时的支持者是另一主要政党:天主教中央党,于是双方就某些条件达成协议后,天主教中央党就投票赞成了“授权法案”,再加上纳粹冲锋队对其他政党议员阻挠、威吓等手段,最终“授权法案”得以通过

   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成了策略性工具就连宪法也分解成其相互矛盾的成分和解释可能性,任何对一种‘统一’的规范主义虚构,都不能够阻止每一战斗着的群体抓住看起来最适宜于让自己以宪法名义把反对党打翻在地的宪法条款和宪法词句。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性、正当性和宪法不是阻止内战,而是有助于激化内战。

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由此,纳粹党控制的内阁就可以不再经议会同意便通过各类法律,于是党政合一且立法与行政权合一的第三帝国帷幕渐渐拉开,魏玛共和国于是也正式变成了“第三帝国”。与任何现代的极权国家一样,第三帝国也是个党政不分的国家,因此一定程度上第三帝国与纳粹党是个互相合体的概念

   与施米特对魏玛宪法危机的诊断一样,哈耶克同样对魏玛代议制做出了严厉批评,在他看来,代议机构的功能已经变成了动员“赞成意见”,不再是表达被代表者的意见,而只是操纵和摆布他们的意见。[17]与施米特具有共同点的是,哈耶克也对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和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做出了区分,但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他们的核心分歧。[18]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徐: 二战后德国发生了根本的政体变化,从政治极权转变为民主宪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能否请你谈谈宪法爱国主义如何在政治上、文化上起到纠正民族主义的作用?宪法爱国主义又是如何重新表达共和主义和民主的呢?

民主而衰弱的魏玛共和国正是垮在其中的纳粹主义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逻辑的因果律:极权主义可以视为是虚弱政权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纠偏机制。这种自我纠偏是那些历史上一直是强权统治的民族国家之中的普遍规律。法国的那段共和国与帝国交替的近代史就是一个明证,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混乱必须由拿破仑式的铁腕人物才能终结,他通过极权带来的秩序甚至被原先的秩序推翻者们所颂扬,“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国人常说:“大乱后必大治”,这是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另一句话“乱世用重典”则道出了这种经验反复出现的原因之一:被统治惯了的人民内心渴望强权的回归来结束乱世,哪怕新秩序是以恐惧为代价

   其区别在于,哈耶克实际上是把作为“公法”(thesis)的宪法性法律理解为“组织性规则”,从而附属于作为“私法”(nomos)的“正当行为规则”(rule of just conduct)。“宪法”只是“旨在确使自生自发的法律得到遵循的上层架构(superstructure)”,而不是其他所有法律的渊源。[19]它作为唯理性原则(rational principles),只是先行存在的私法的一种上层架构,相对私法而言,宪法只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米: 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基础不是民族文化,而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大部分会体现在宪法之中。但是,宪法爱国主义中的“宪法”指的决不只是纸上的宪法。宪法价值应当体现为宪政道德和更广义的宪政文化。因此,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可能并没有宪法爱国主义,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则可能有宪法爱国主义。在德国, 施特恩贝格尔最早提出宪法爱国主义,得到响应。一个原因是,德国的民族历史遭到过纳粹的严重破坏,德国民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也遭到过纳粹破坏。另一个原因是,东、西两德处于分裂状态,不可能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关于魏玛共和国这短短14年历史的因果分析在政治哲学领域是个已经被大量研究的主题。而对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有着极佳的借鉴意义,可作为一个甚至比法国大革命更好的前者之鉴。法国大革命其爆发的偶然性因素更大,当时法国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是在改好而不是变坏,只是路易十六的统治能力实在太衰,旧制度崩塌出乎意料地快了一点,于是形成了一个“群众普力夺”政治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极端场景,就算是大革命前期的历史条件再次出现,也未必会发展到后来大革命那个最高潮的阶段,因为许多偶然因素很难再现。而对于魏玛共和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德国在第二帝国覆灭后并没形成“群众普力夺”的局面,但共和国在十几年后的历史轨迹却被硬生生扭向了极权制度,这个过程是一步步形成的,甚至纳粹党的上台也是在既有政治秩序框架下启动的。因此相比于法国大革命而言,魏玛共和国地缓慢滑向第三帝国具有更大的历史必然性

   与波斯纳如出一辙,哈耶克也认为只有经济学才能提供处理自生自发的抽象秩序的理论手段,市场秩序是唯一可能扩展至整个人类社会领域的“全涉性秩序”(comprehensive order)。[20]这样一个“全涉性秩序”,则是由能够对“你的”和“我的”(meum and the tuum)做出界分的财产权制度所构成。[21]它们存在于“万民法(ius gentium)、商事法和港口与集市的惯例之中”[22],它们由休谟意义上的三项基本自然法——财物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允诺的践履所构成。[23]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魏玛共和国自身的问题,如果横向比较来看,尽管显然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那几个国家,但不见得比其他国家来得差。政府衰败、议会虚弱、执法无力、制度漏洞这些要素几乎在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但并非每个这样国家的政权都会垮台,事实上有不少国家活了一段时间后积攒了足够的经验,政权就稳固了下去。而那些垮掉的新生民主政权,其倒台的原因更常见的是外力而不是内生环境。拿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后的前几大共和国/帝国都是在对外战争中度过的,如富勒所言,战争成了这些共和国的公分母。当时法国政权的主要对手便是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势力,于是每打一次仗就倒台一次政权,连拿破仑来统治法国也不例外。再说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也是新生政权虚弱的典型,但从1911年到1937年日本侵华之前,国家尽管也有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总体趋势仍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国民党执掌的政权也逐步稳固扎实,并无倒台迹象,若无日本侵华突然中断那段历史,当时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提早几十年就在亚洲崛起而不是之后再绕一个大弯路

在这里,哈耶克的核心问题意识是批评20世纪政治的集中化倾向,认为一切原本应属于个人自由的私域空间,越来越受到国家政治化和社会权力化的侵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徐: 你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中说到, 首先正式提出“宪法爱国主义”这一说法的是德国思想家施特恩贝格尔,他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阿伦特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举止”或“公民性”(Burgerlichkeit),提出,最迟到18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也就是对法律(宪法)和共同自由的热爱。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应该不只限于德国吧?

说回魏玛共和国,其显然不是战争之类的外力而走向极权的第三帝国,相反却是变成第三帝国后再制造了出战争。这个过程走向的背后推力主要分为外部和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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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 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米: 是的,我认为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超出了它的德国具体环境,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一般多元文化社会中政治认同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也为思考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欧洲联盟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国家最近在欧洲宪法文件问题上没能达成协议,这并不表示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辩论已经结束,更不表示已经不再需要宪法爱国主义。

从外部的时代环境来看,当时的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并遭受到割地、限制军备等大量惩罚。考虑到当初德国发动一战的目的就是试图重新瓜分欧洲各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于是一战的结果对德国而言是偷鸡不着还蚀了把米,不但没抢到地盘还亏大发了。因此,彼时欧洲政治之乱世根源并未被消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精神只是被压制而未消散,甚至在民众内心深处中也有市场,一旦有机会就面临更大的反弹。因此一战的结束似乎只是个pause而不是end,英国外相曾预见性地认为《凡尔赛和约》只是份“为期二十年的休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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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荷]恩·布鲁玛着,倪韬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图片来自网络。本文为该书导言部分。)

  

在德国人眼里《凡尔赛和约》条约无疑带有强烈的丧权辱国性质。由于第二帝国的倒台,魏玛共和国作为其法理上的继承人代表德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尽管当时总统艾伯特也是迫于形势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魏玛共和国成了替罪羊。显然没有一个德国人会满意这份“和”约,尚未消亡的旧贵族阶层及军国主义思想者也把这当成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理由之一。而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经济危机加上巨额赔款的祸不单行,使得德国国内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历史证明,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总是滋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最佳温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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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 德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否还在影响普通德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政治的批评态度?我想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在中国有人想借用象施米特那样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来证明,自由民主在美、英世界之外并不受欢迎,也并不适用。

魏玛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这些外部因素,首先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乃至个人未有深刻思考反省过的问题:当你被其他人(或其他国家)普遍敌视的时候,你是选择报复性地同样敌视仇恨其他国家,以一个人对抗世界;还是选择主动放下姿态友好对待其他国家,以求通过改善自己来改善与他人的关系?民族、民粹主义者们都会以报复性的心态选择前者,认为报复、复仇或类似的概念乃是天然之正义,这其中隐隐含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思想:既然别人这么对我,我也应当对等地这么对待别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怀有这种思想的德国人并不占少数,在纳粹党上台前一直就潜伏在德国民众心里,而纳粹党上台后更是煽起这股对抗性思潮,以至于二战后德国人在几十年内除经济建设以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反省之前的世界观。在美国的监督和帮助下,德国摈弃过去的一己对抗世界的复仇主义观念,换之为承认错误并放低姿态向他国开放并与之合作,最终赢得世界主流圈子的认同甚至是尊重。可以说,德国在二战后与一战后的态度对比(其实日本也是),对于那些后进国家而言是个极佳的现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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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我并不认为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在德国还有多少残余,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德国人对美、英自由民主抱否定的态度。其实,美、英自由民主差异很大,说“美英自由民主”未必合适。当然,在德国是有人反对美国的一些思想,如美、英式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但是,除了一些边缘派别和边缘知识分子,并没有谁会怀疑自由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的正当性,如议会、受宪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独立司法审查,等等。还有,中欧和英国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看法也已经越来越接近。

比起上述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魏玛共和国的内部因素则更为本质性,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德国人自己亲手终结了魏玛共和国,尽管似乎是“不经意”之间。这种“自残”的方式,从表面的直接因果关系来看,是德国人通过纳粹党下的手,即藉由纳粹党结束了共和国。但如果就这么就事论事地把一切负面结果都简单归结于纳粹党的罪恶,这只是个天真的鸵鸟式想法,会使人无法从失败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纳粹的行为只是逻辑链上的最后一环,要真正反思历史避免重蹈魏玛共和国悲剧的覆辙,必须探究更深层的两个问题:纳粹党和希特勒为什么会被人民选上台,以及纳粹党和希特勒为什么有能力把德国带向极权制国家。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登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与历史,后专注于日本研究。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西方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

  

出版的着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创造日本:1853—1964》《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伏尔泰的椰子》《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着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

  徐: 中国文革后的一代年青人对文革鲜有记忆,而二战后的一代德国人却比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代在记忆纳粹历史时更具批判性,这是为什么呢?在第一、第二代人渐渐死亡消失后,这一历史记忆将如何传承呢?

译者简介

  米: 1960年代初,不只是1968年,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进行更为批判性的思考。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此后,德国人对犹太大屠杀的极端反道德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可能再把它简单地当作二战中的一个事件。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是一个原因。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这一改变。

倪韬,1985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学士,现从事新闻工作,任英文报纸Shanghai Daily评论员。

  但是,正如我在《两个德国》中所讨论的,德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公民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诚实地对待历史,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政治文化官方立场的一部分。由于民间和官方能够一致诚实对待历史,时间越久,集体记忆也就越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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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无法预估将来的发展,我自己的感觉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曾是德国集体记忆的高潮期,因为德国必须面对一些与记忆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官方对历史的立场中应当如何反映社会共识、应当修建和不应当修建什么样的公共纪念建筑、德国的历史应当与它在现今世界中的新角色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不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会被逆转,我也不认为将来一代代的年青人会彻底脱离这种主流记忆文化。这种记忆文化是健康的。德国人当然不需要对世界其它国家指手划脚,告诉他们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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